China
China Report (English)
Download PDF
“每一时代、每一代人都有其时代的和一代人的绝望。 同样,每一时代和每一代人也都有其时代的和一代人的希望。”
所有插图由巴丢草提供。
本报告中包含的所有文本、信息和摘录均经作者许可使用。为其安全起见,我们未提供作者的姓名。这些研究论述的篇幅及文风各不相同,因此我们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有时直接引用作者原文,有时对作者的结论加以总结。这五个部分的呈现方式因而有所不同。出于安全原因,有的报告已经过编辑。本报告中包含的每份研究摘要均已获得作者的认可。
本报告中各研究总结的部分表达的是其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是 CSW的观点。
2020年, CSW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新报告2。该报告概述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度在迅速显著下降,并表示“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细节出现,还有更多新闻报道:又一个教堂被关闭、又一场反‘邪教’ 3运动开始、政府又一次矢口否认侵犯宗教信仰⾃由”。
CSW在2020年报告中讲到的侵权行为仍在继续,并且在许多方面已显著增多。因此,本报告并非取代2020年报告,而是更侧重于之前少有报道及新近出现的对宗教信仰群体的侵犯。本报告基于五位独立专家的深入研究,揭示了鲜为人知的案例和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新状况。
2020年报告发布后两年过去了,当局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打压力度还在不断加大。下文列出的一系列新法规对登记宗教团体施加了更多限制,导致独立的宗教信仰群体丧失生存空间:
2018年2月 | 《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管理办法》公布 |
---|---|
2018年2月 | 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生效 |
2018年3月 | 《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开始实施 |
2018年4月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 |
2018年6月 |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伊斯兰教工作的意见》 |
2019年1月 | 《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公布 |
2019年 | 统战部、公安部下发《依法查处境外基督教渗透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
2020年9月 | 《宗教团体管理办法》生效 |
2020年11月 | 《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生效 |
2020年12月 | 《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办法》生效 |
2021年5月 | 《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生效 |
2021年9月 | 《宗教院校管理办法》生效 |
2022年3月 |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生效 |
2022年6月 | 《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生效 |
宗教信仰群体在实际生活中受到的限制比这些法规中的规定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两年中,我们见到更多基督教领袖被判处更长的刑期;更多教堂、清真寺等宗教建筑被拆除或“整顿”;藏传佛教徒被大规模逮捕,藏传佛像被大量拆毁;无数法轮功修炼者,全能神教会成员和其他被取缔的群体,维吾尔地区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以及捍卫宗教信仰自由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遭到任意拘留、强迫失踪。
“对穆斯林来说,清真寺的穹顶与他们的审美观相符,他们也透过这种建筑风格体现穆斯林的身份认同。摧毁穹顶实际上就是摧毁一种身份认同。”
从2020年到撰写本报告之时,新冠疫情已经在全世界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中国也不例外。然而CSW在2020年5月和6月的研究发现,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各地拆除十字架、取缔教堂的行为也从未停止过5 。与此同时,一些宗教信仰团体成员因尝试搜索和报告中国疫情信息而被关进监狱:法轮功商人方斌于2020年2月被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6;基督徒公民记者张展于2020年5月被捕,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7;而在2022年1月,艺术家许那因报道新冠疫情和修炼法轮功而被判处8年监禁8。
“在他们(警察)眼里,法轮功不是人……他们没有丝毫权利,法轮功没有任何说话的机会……杀人犯都有的权利,法轮功都没有。太难以想象了。”
国际社会对这些侵权行为的规模和严重程度并未视而不见。联合国专家10 、欧盟11 以及世界各地的民主政府、议员、民间组织一再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侵犯人权捍卫者、公民记者、宗教信仰群体及其他人士的行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尤其深受关注,多国议会、美国政府12 和一个人民特别法庭13 指控中国当局犯有种族灭绝罪或危害人类罪。2021年和2022年间,强迫劳动也受到了更多关注14,特别是终结维吾尔地区的强迫劳动的行动,包括美国拜登总统于2021年12月签署成为法律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UFLPA)15。
世界各国政府还对被认为应对新疆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官员实施了制裁16 。这些举动遭到了中国政府的猛烈批评和反制措施,一些学者和议员(包括五名欧洲议会议员)受到制裁17。
“2018年说你们只是地点不合法,在你自己家没人管你;后来组织不合法;后来家里聚会也不合法;现在则是公然黑白颠倒随便侮辱了,说我们是邪教。”
虽然国际社会努力向中国当局问责,但是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总体形势仍在继续恶化,详见下文。
本报告总结的第一份研究报告是《刑法第300条与中国的宗教信仰:以法律文本为视角》,该报告研究了刑法第300条“反邪教”规定的实施情况。作者使用官方来源的案例信息来跟踪该法条的应用情况。作者发现,中国共产党镇压各种被贴上“邪教”标签的信仰团体,这些团体中有些是因为批评了执政党而被定为邪教。该报告还研究了警察部门建立数据库以控制、歧视宗教人士,及当局如何使用诸如“扰乱公共秩序”和“寻衅滋事”等“口袋罪”18 来打压未向当局登记的家庭教会。
在第二份研究《中共近年来对中国伊斯兰教的打压》中,作者重点关注新疆以外地区的对伊斯兰教的打压:全国数千座清真寺的穹顶和宣礼塔被拆掉或完全拆毁,有时当局在夜间实施拆除,以防当地穆斯林抗议;那些试图阻止强拆的人被拘留或(在至少一个案例中)被送往精神病院。学校被强行关闭,阿訇被逮捕;与其他宗教群体的遭遇一样,穆斯林的社交媒体群、网站和博客也被关闭。
第三份摘要主要关注研究论文《大山里的教会:云南省的农村教会》,重点关注云南省农村教会的生存状况。在云南的一些村庄,占到人口97%的基督徒群体正面临着来自宗教事务局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儿童被禁止进入教堂,政府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如果在周日礼拜期间监测到未成年人,门口的扬声器就会响起,提醒会众遵守规定。当局还冻结了教会的银行账户,教会同工拿不到工资,只能靠邻居捐赠的土豆和玉米维生。在一些地区,只有几个教会仍然维持在会友家中的小群聚会。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影响》(第四份研究)发现,在该管理办法于2022年3月1日生效之前,网民就已经开始解散宗教话题的微信群,或给群改名以避免对宗教内容的审查。据作者研究,现在网上很难找到有宗教内容的直播或视频,很多宗教团体网站也已被关闭。令人震惊的是,一些基督徒还被雇主警告,不许他们在网上分享圣经经文或祈祷文。
最后,在一篇题为《中共对香港宗教自由的阴险攻击》的文章中,作者分析了香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宗教自由面临的未来前景,预测当局将采取审慎但严肃的行动,通过进一步控制教育、教会及神职人员,来限制香港的基督教团体。作者还提出了基督教团体可能如何应对这些限制,预测新教教会之间可能的分裂,有些教会将转为小型家庭教会团体以求生存。对香港天主教会的未来,以及整体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作者持悲观态度。
上述各位专家均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形势普遍令人担忧。本报告旨在为这些专家的意见提供一个空间,放大他们的声音,从他们不同的立场和经验对共同的主题进行分析。从这些独立角度看到的宗教信仰自由被侵犯的例子,显示出中国宗教信仰自由侵犯之广、之深。本报告的目的是让政策制定者、议员、研究员、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宗教领袖们了解实情,获得启迪,更加关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遭到侵犯的现实问题,思考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解决。
本摘要由CSW根据一位人权律师兼法律研究员的研究报告、经作者同意后编写而成。
在报告开篇,作者写道:“中国属于有反邪教专门立法的国家,为‘合法’的打压信仰,在法律体系上特地创设了刑法第三百条的罪名: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
这份2021年完成的新报告分析了基于刑法第300条的“邪教”罪的拘留案件,然后阐述了中国政府还使用其他哪些刑事罪名来拘留信仰者,包括扰乱公共秩序罪、国家安全罪和经济罪。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着重说明中国政府用以拘留信仰者的法外手段,包括新疆的“再教育营”。
该报告注意到,“中国政府在面对境外关于中国宗教信仰自由众多报告的一贯态度是不屑的,因为这些报告所引用的内容大多数来自于境外的网站新闻报道和境外人士的陈述。中国政府指称这些陈述与报道是虚假的,故意抹黑的,没有证据支持的。相比之下,本报告的信息来源绝大多数是官方的法律文件与资料,尤其是摘要了两百多份公开的裁判文书以辅佐陈述事件的真实性。因为信息来源是中国境内的,且都来自官方的文件与新闻报道,中国政府就无法用虚假消息作为借口否认其人权状况。”
作者发现,“被法院定‘邪教’罪的人,其被指控的是一般的传教行为(散发与制作经文等)。因该信仰团体传教行为确实并没有真正危害民众,其被认定是危害执政安全,难以用其他罪名直接套用定罪,所以中共中央创设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并对其犯罪人进行关押。”作者判断,当局打压法轮功、全能神等各信仰团体,主要以其言论上对中共中央有批评性,是“宣传反动言论”。
“政法委,是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司法机构实施领导的党内机构……政法委之所以可以干涉司法机关,是因为政法委代表的是党,而党的地位与权力是大于任何机构的,所以政法委在政治权力体系中是高于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立法机关。
“这些政法委机构经常用建议、批复、批示等方式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有些直接要求司法机关[按要求行事]。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经常直接采纳政法委的意见,让法律架空。”
根据作者的研究,各地方社区需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进行摸排工作,将户籍在管辖区内所有曾参与过法轮功、全能神等团体、曾被拘留的人员登记造册。这些人员的信息都会进入公安人员的邪教人员信息库。在重要政治会议或国际活动(如北京奥运)期间,该信息库内的人员会被纳入查控重点,防止不安定人员和不稳定因素进京滋事。信息库内的人员不可担任公职,不能入党,不能参与政治体系的很多领域。
一方面,刑法第300条用来控制官方不认可的宗教信仰团体;另一方面,当局对于地下教会与家庭教会等,在打压时会用各种名义的“口袋罪”。“口袋罪”指一些非常模糊宽泛的罪名,几乎什么活动都适用,好像检察官的口袋,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包括“扰乱公共秩序”和“寻衅滋事”,常用来针对活动人士。然而,作者表示,“何为‘扰乱秩序’并没有准确的司法解释,法律条文中的‘公共秩序’与‘社会秩序’是十分抽象的概念”。2020年9月11日检索网上判决发现,2019年检方起诉113850人寻衅滋事,在所有罪名中占6.3%,排第四。此外,作者还发现,信仰者常因“反抗政府的宗教政策”、“妨害公务”而被定罪,例如为保护十字架不被拆除。
本摘要由一位作家、宗教学者提供。
“中共建政之后,从未停止过对各宗教的打压和迫害。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各宗教的迫害更是到了变本加厉的地步。在此期间,伊斯兰教与其两千万信徒,遭受到了无尽的折磨。
“中共对新疆突厥穆斯林的压迫由来已久。本世纪以来,中共又以反恐的名义,对当地穆斯林严加管控。2017年,中共开始在新疆建立集中营,将数百万维吾尔无辜群众关押进集中营进行强迫劳动。目前已有大量证据证实此罪行。
“中共在新疆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已被国际社会熟知,但对内地穆斯林的迫害却鲜有人知。基于这个原因,我们特发布此调查报告。
“中共对内地伊斯兰教的迫害,是中共政党性质决定的。中共是无神论政权,因此对宗教带有天然的敌意。由于宗教能够影响人心的凝聚力,中共对各个宗教都严加防范,担心它们传播蔓延。中共建政后,曾经于五六十年代对各宗教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八十年代之后,宗教政策稍有好转,但这只是小范围的放松。各宗教有了一定的发展,这种情况似乎又引起了中共的恐慌。这个世纪以来,中共又开始收紧对各宗教的限制。
“在伊斯兰教方面,本世纪2010年代,先后有数名学者被捕,包括云南的一位穆斯林书商及其妻子、浙江的一位穆斯林学者、宁夏的一位阿訇。
“2017年,中共提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计划’20,计划用五年时间清除中国内地伊斯兰教的‘三化’影响。‘三化’分别是‘沙化’、‘阿化’、‘清真泛化’ 21,这是一种莫须有的指控,意在对内地穆斯林实行全面的打压。治理三化的范围,包括强制拆除或者改建所有清真寺的圆拱顶,以及新式的宣礼塔,还有甚至包括拱形门窗和纹饰;强制涂抹或毁坏所有穆斯林餐厅、穆斯林住户悬挂或张贴的阿拉伯语经文;取缔一切清真食品上原有的阿拉伯语的Halal标志,以及关闭清真寺附属的阿拉伯语学校,遣散学生。关闭民间的伊斯兰网站,封禁涉及此类问题的社交媒体账号,并且训诫发布消息者、传播真相者。
“根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统计,2016年,全国约有4万座清真寺,其中约2.4万座清真寺分布在新疆22。2020年9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指出,2017年以来新疆大约有1.6万座清真寺因政府政策被拆除或遭到了破坏23。内地原有清真寺大多为中式建筑,改革开放之后,很多被拆毁的清真寺得到重建,其中有部分清真寺采用带有阿拉伯圆拱顶的建筑风格,然而此次运动,造成所有新式清真寺的灭顶之灾。
“按照要求,带有圆顶的清真寺必须将圆顶枭首,改为平顶或尖顶,过高的宣礼塔也必须拆除或者削去高度。这个任务由当地的民宗部门强制推行,公安部门协助推行。各地清真寺在胁迫之下被迫签署整改同意书,如果不同意则由当地部门强拆,民众有抗议者则会被拘留、训诫。强拆没有法律依据,政府有关部门以绝密文件要挟。
“韦州清真大寺曾在文革期间被中共夷为平地,改革开放之后,民众自筹资金重建了清真寺。此次运动,政府要求韦州大寺必须在2018年8月10日之前进行强拆。10日夜晚,民众闻讯聚集在清真寺里守护清真寺,当日中共调动军警和装甲车,并采取断网停电等方式进行胁迫。僵持到次日凌晨,政府官员出面表示不再强拆,群众散去。然而数日后,政府软硬兼施,控制了当地寺管会,最终低调拆除了清真寺圆拱顶,改为不伦不类的尖顶瓦房。
“2021年8月,西宁东关大寺被强制拆改,圆拱顶被拆之时,有数名信女聚集抗议,被公安机关带走进行了恐吓和训诫。2021年12月,呼和浩特清真小寺被强拆,信女哈馨只身站在起重机下抗议,被强制拖走,并被送往精神病院,后来被迫写了保证书才放回去。
“2021年3月,中共在云南各地强拆清真寺,遭到了昭通、普洱、西双版纳等地穆斯林的抵制。昭通大关县穆斯林民众组织游行抗议当局的强拆,当局白天停止了强拆,却在夜里偷偷进行拆除,等到次日,穆斯林群众赶到寺里,却发现清真寺已成废墟。由于此次事件,昭通各清真寺吸取了教训,安排穆斯林群众日夜轮流值班,守护清真寺。昭通市守望清真寺的穆斯林群众为自己挖好了坟墓,表示誓死抗争,与清真寺共存亡。普洱清真寺以及西双版纳傣族清真寺的穆斯林,则穿上白色裹尸布,表示死守清真寺,与清真寺共存亡。目前,这些地区的清真寺还在僵持之中。
“除清真寺之外,各地穆斯林聚集区都遭到了洗劫,聚集区的美食街、牌坊、餐厅、住户都受到了影响。带有阿拉伯风格的美食街、文化街被拆除,带有圆顶、经文的牌坊、亭子被拆除,餐厅的阿拉伯语标志被遮盖或涂抹,穆斯林住户门口的阿拉伯语瓷砖也被强制遮盖。
“自2017年开始,大量阿拉伯语学校被迫关闭,学生被解散,目前只有部分清真寺保留着传统的经堂教育。2019年,平凉市阿拉伯语学校、郑州市花园街清真寺阿校被解散,校长被迫逃亡国外。
“2019年10月 8日,海南三亚多座中小学禁止穆斯林女生戴头巾,学生被禁止入校,只得在校门口静坐学习。
“2016年起,各个伊斯兰网站以及BBS论坛遭到关闭,中共当局关闭了国内最大的穆斯林网站中穆网24 。另一知名伊斯兰网站绿色中华网25也数度遭到关闭,目前站长只得将服务器转移到境外。2022年3月1日,中共颁布互联网宗教信息管理办法,开始禁止网上一切有关宗教的内容,多个微信群、微信和微博账号被封,大多数穆斯林敢怒不敢言。
“2022年2月20日星期三,部分穆斯林发起声援徐州铁链女的签名活动26,得到了国内外二百多人的联署。几日之后,签名文章在国内被封杀,发起人的多个账号被封禁,国内大多数签名者都遭到当局的传讯和训诫,并被逼迫写保证书和保密协议。
“除此之外,中共还豢养大量网络水军,对伊斯兰教进行长期的污蔑和诋毁,炮制各种谣言,妄图制造一种‘伊斯兰教是邪教,穆斯林是恐怖主义者’的假象,将伊斯兰教彻底妖魔化,以得到普通民众对打压伊斯兰教的理解。
“本摘要基于对近年来中共当局针对中国内地穆斯林的打压和逼迫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希望国际社会了解正在发生的真相,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中国穆斯林,也帮助所有正在遭受迫害的人。”
本摘要由CSW根据一位关注宗教社区的独立研究员的调查研究撰写而成。
2012年9月7日,中国西南部云南省和贵州省交界处发生了两次地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地震造成81人死亡,256900个家庭受影响,许多人需要紧急迁置27。之后,救援队进山帮助灾区重建。一名赈灾志愿者从震区回来后,决定成立一个基督徒团契,为1000多户山区贫困家庭提供大米、食油等生活必需品。
事实上,分布于云南高山、河谷之间的许多城镇和村庄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基督教信仰历史,包括苗族和彝族在内的云南少数民族尤其如此。基督教信仰和实践深深植根于当地的习俗和文化中,对社区韧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地民众的生存环境在城里人看来是相当艰苦恶劣的。然而,新老教会现在都面临当局的限制,信徒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影响。
仅在云南的一个县,目前估计有3万名基督徒。在一些村庄,基督徒占人口的97%。国家批准的三自教会有大约90个。然而,三自教会与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几乎没有区别。据当地人士介绍,登记的教会传道人与独立、未登记的教会一样讲道、牧养会众,以前也没有受到当局的严密控制。
这一地区的农村传道人并不受薪。因此,农耕季节时许多教会领袖会去大城市工作,所以许多会众没有常驻的传道人牧养。
该地区的教会在照顾被遗弃儿童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一些地区,许多年轻人十四五岁就早早结婚。这种婚姻很多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等配偶到了十八九岁,离开家到其他地方工作时婚姻就结束了。这些临时婚姻中出生的孩子经常被遗弃,靠翻垃圾找食物过活。教会成员收养了这些孩子,或安排给其他亲属照顾。
尽管基督徒人口众多,但观察人士表示,在目前的宗教环境下,当局不会批准新建教堂。所以很多基督徒在星期天必须步行两三个小时到山里的教堂做礼拜。
该县以前比邻省贵州的宗教政策宽松,但2021年以来政策变得更加严格。特别是政府实施的几项限制极大地改变了常规主日崇拜的做法和样貌。首先,当局绝对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宗教场所,使得儿童无法与家人一起进教堂聚会。在有的地方,如果政府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在周日礼拜期间检测到会众中的未成年人,竖在教堂入口的扬声器会响起,提醒教会领袖把未成年人从会众中带出去。此外,查经班和周日聚会已因新冠疫情而停止。
当地宗教局冻结了一些教会的银行账户,导致其无法支付同工的工资。于是,一些原本就收入微薄的教会同工现在更是度日艰难,靠邻居捐赠的土豆和玉米维持生计。这里的传道人也受到宗教局的压力,只允许“尽可能少的人”进入山区探望他们。
宗教事务局严格控制外地来访人员。如果发现该地区以外的人参加教堂礼拜或前往教堂,他们会通知警方进行调查。此外,在该地区的所有宗教团体里都有线人,这些线人会举报教堂的任何违规行为,换取地方当局的奖励。据悉,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这里的学校老师也教孩子们警惕“特务”,教育孩子要举报 “可疑人员”。
在云南的部分地区,为了避免被警察骚扰,教会每个月只有一个星期天举行线下聚会,其余三个星期天使用网络做礼拜。教会长老也有的因为拒绝放弃信仰而被迫辞去公职。
2021年,一家教会遭到宗教局冲击,说是因为建党100周年,“一切家庭教会活动都要停止”。这家教会会友也觉得政府对基督教会的打压已经愈发加重。面对未知的未来,他们能做的只有走一步算一步。
在云南的其他邻近地区,和中国其它很多地方一样,大部分教堂上的十字架已被拆除,被迫在建筑物外升起国旗。这些地区的教会聚会也已停止,说是为了防止疫情传播。然而,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整个地区(截至2021年)尚未报告一例感染病例。当地基督徒认为,叫停聚会其实是为了限制宗教活动。有些地方的教会已经将近两年没有聚会了。只有少数教会仍然维持在会友家中小群聚会,但尚不清楚当局对这些小规模聚会能容忍多久。
本摘要基于一位关注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的独立研究员在2022年4月进行的第一手资料研究,由CSW经该作者同意编写而成。
2022年3月生效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禁止未经许可在网上分享宗教内容,包括短信、图片、音频和视频,并禁止“诱导未成年人信教”的内容。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这部新法规的压力。
受访者表示其所在的一些微信群,尤其是全国性的比较大的群,群主大概从2022年一月底开始陆续宣布解散群组;小一点的群也开始更改群名,避免含有宗教内容。此外,一位穆斯林阿訇表示,他接到了省伊协朋友的通知,告知微信群不能超过10人,也不能随意发布与宗教相关的内容。
另一位受访者表示,她所在的家庭教会已经放弃了用微信作为交流工具,而是选择了更安全的电报软件(Telegram)。但是,由于该软件需要“翻墙”28,因此导致了不便。她还说,由于“国家反诈中心APP”的存在,导致很多人没法顺利地使用VPN翻墙。
所有受访者都明确地表示,现在很难看到带有宗教性质的直播或视频,网络上留下的大部分只是有关宗教或宗教史的科普视频。重要的视频网站例如百度视频和哔哩哔哩网站已删除了绝大部分与宗教有关的视频。基督徒现在很难在网上找到讲道视频。受访的穆斯林阿訇也证实其接到了禁止线上直播的通知。
3月4日,日本僧侣药师寺宽邦在哔哩哔哩网站的当天动态中宣布每周的祈福直播不能再继续29。此外,他在2月的一次直播曾被中途叫停。这表明,此管理办法对于直播和视频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即使是有着相对更多自由的外国人,在这一问题上也不会被差别对待。
对于大多数受访者来说,这一点是最令他们感到担心和不安的。一位受访者说,他改掉了每周日在朋友圈分享经文的习惯,因为他曾因此被同事举报。另一位受访者说,他之前发了个祷告文,当天下午就有人找他让他将其删除。一位在学校工作的受访者说,她不能转发与宗教相关的内容,更不能评论,不然会影响到她和同事们的奖金和绩效。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加大力度关闭基督徒线上社区网站。近日,存在了21年之久的“约拿之家”网站 30,也于2022年4月12日永久关闭。该网站的通知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即日起本站无法再服务弟兄姊妹了,感谢大家二十一年来的陪伴与支持!一个网站的消失仅仅只是一个网站的消失,它不代表任何意义。除了一个网址在那一刻再也打不开,此外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就此停止在那一刻;所以无需挂念,继续前行就好。By:约拿 2022.04.12”
此外,诸如“微读圣经”等APP也被下架,目前无法下载。类似地,大量微信公众号也被陆续封停,中国的基督徒现在很难找到或使用线上资源。
上述这些情况证明了这部管理办法是令行禁止的,这使得部分受访者开始担心未来不得不面对进一步的迫害。一位受访者相信,这是中国当局对信仰者群体的策略,即,限制是手段,驯服而后根除才是目的。另一位受访者对此表示同意,她认为中国当局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起具有所谓“党性”的红色教会,即,顺服政权而非顺服上帝的教会。
本摘要由CSW根据一位独立宗教学者的研究,经作者同意后编写翻译而成。
在本报告中,作者探讨了中国当局意图限制香港宗教自由的一些早期迹象,尤其关注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会,及其各自如何对自由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作出反应。作者在开篇写道:
“对宗教自由最猛烈的攻击,未必是焚烧教堂、杀害信徒,因为迫害者杀身体但不能杀灵魂。对一个宗教更危险、更阴险的攻击方式,可能是让它从内部腐坏,以至于其信徒的信仰实践只能在名义上,而无实质。中共就是要用这后一种策略,来打击香港的宗教自由。为什么?香港是一座国际化城市,是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世界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31。关闭基督教学校和教堂可能会令外籍人士震惊,影响香港的国际声誉。中共可以通过阴险的手段来完全限制宗教自由:败坏基督教教育,控制教会而不关闭它们。
作者指出,与中国大陆不同,香港过去一直享有高度的宗教自由,并且有着悠久的基督教传统。“时至今日,香港约60%的中小学仍由基督徒开办……培养出了像李柱铭和黄之锋这样的自由斗士。”作者还重点指出,基督徒曾大量参与2019年的抗议活动,反对充满争议的逃犯条例。这也是中共准备限制宗教自由的原因之一。2019年7月,近20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逃犯条例32。作者观察到:“由于基督徒深信为正义而战的重要性,许多教堂都开放收容抗议者,让他们有地方可以躲避警察的暴行。有一天晚上,一群基督徒连续数小时对着警察唱《唱哈利路亚赞美主》,以此表达他们对抗议者的声援,对和平与正义的热爱33。陈凯兴传道还组织了一群基督徒站在警察和年轻抗议者之间,保护抗议者不受警察伤害;由于参与抗议活动,他现在已被迫逃亡英国34。我们也不能不提到几代民主斗士的贡献,如2014年组织占中运动的朱耀明牧师和戴耀廷35,以及过去几十年一直奋起反抗中共的黎智英和陈日君枢机36。为什么这很重要?中共肯定会记住这些,并通过加强对宗教自由的控制在未来进行报复,而报复的第一步便是控制基督教教育。
“中共很清楚,要控制一个国家,第一步就要控制儿童的思想。”作者认为,“中共的计划不是要把基督教学校全部关闭,改成公立学校,而是要从内部败坏基督教教育,通过香港中联办让基督教教育工作者折腰,对校长进行‘培训’,鼓动他们入党。”
作者继续写道:“同样,中共最有可能会允许香港的教堂继续开放,但政府会通过以下方式对教堂管理进行严加限制:(1)实施严苛的宗教法;(2)成立宗教事务局;(3)对基督教神职人员进行再教育。”
作者注意到,2022年1月,由中联办控制的报纸《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需要限制香港基督教会的文章,包括建议将殖民时代的严苛法规《华人庙宇条例》应用于基督教教堂。37
“在1920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对中国本土宗教实施了一部限制性条例……该条例中最可怕的条款是:政府可以在没有任何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并搜查任何庙宇,只要有违反条例的嫌疑,就可以没收任何文件或书籍。”作者说,“确实,这部条例律歧视中国宗教。然而,这部殖民时代的条例仅仅是纸上谈兵,很少真的拿来迫害宗教。中共报纸声称应该消除这种不公平待遇,这说的没错。但是其阴险之处在于:[他们说]这种差别待遇不应通过完全取消该条例来解决,而是应确保基督教教堂也被包括在该条例中。”
此外,该报援引亲北京的律师马恩国的话说,希望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一个新的部门,负责全面实施对宗教团体的审查、许可和监督。作者认为,这本质上是中国大陆监控所有宗教的宗教事务局的香港版。事实上,林郑月娥在2017年竞选特首时,就曾提议成立“宗教事务组”,负责协调香港的宗教政策38 。然而,在天主教主教汤汉和其他基督教领袖的反对下,她在几天后的竞选活动中撤回了这一主张39 。作者指出,香港政治在过去五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任命夏宝龙出任主管香港事务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此人在浙江省任职期间曾指挥拆毁了数千个十字架。40
作者认为,香港政府可能很快会成立宗教事务局,并通过民事登记结合强制宣誓效忠政府,来进一步控制神职人员。事实上,自2020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已要求所有公务员宣誓效忠政府,否则就会失业。作者认为,表面看来这个誓言与美国效忠誓言没有太大区别。然而,“香港特区政府明确表示,即使只是发表针对政府的言论——例如在脸书(Facebook)上发帖——也可能被视为违反了效忠誓言。为了加强对宗教的控制,政府很容易将这一宣誓要求扩大到香港的所有神职人员。”
作者特别关注中联办于2021年10月组织的一次会议,会上三位爱国主教和15位内地宗教人士向15位香港神职人员介绍了习近平“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观41。据与会的两名未具名神职人员称,大陆的发言人强调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政策与基督教的本土化理念是一致的。然而,作者坚信本土化和中国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本土化是基督教教义和实践对不同文化的适应,而“中国化则是试图将基督教信仰纳入或使其服从于本质上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面对即将到来的民事登记和效忠宣誓的威胁,基督教会可能会选择两种方式来应对:(1)服从政府的命令,成为官方教会的一部分;(2)拒绝服从命令,发起抵抗运动,教会转为地下。”作者认为新教徒的反应可能比天主教徒更敏捷,因为其结构更灵活:“天主教徒的周日礼拜必须由神父主持,但新教徒可以选择在信徒家中聚会,任何受过训练的普通信徒都可以主持查经。”作者预测各新教教会将产生分歧:“一些牧师可能选择在政府进行民事登记并继续事工,而另一些牧师可能拒绝登记,离开会众,建立新的家庭教会”,或多或少如中国大陆已登记和未登记教会的分歧。一些新教牧师已经在培训查经班领袖,以便在最坏的情况下,基督徒可以在家中聚会并传承信仰,而无需去礼拜场所。
作者认为,由于天主教会的等级结构,情况对于天主教徒来说要复杂得多。作者指出:“鉴于梵蒂冈目前对中共和香港奥威尔式的监控系统所持的立场,天主教神父很难反抗中共,也很难改走地下教会之路而不被政府追踪……[这个]等级结构还意味着天主教会不允许‘自由职业’神父存在,不能在没有主教或宗教机构上级监督的情况下公开进行宗教职务。”
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最近主教陈日君被捕,表明中共已经开始打击香港的宗教自由。对此,香港教区仅声明“极度关注陈日君的情况及安全”,并未谴责政府的行为。如果教区的心态是为了保护教堂和学校,甚至不能为被不公正逮捕、年逾九十的枢机主教发声,这有力地证明了本研究报告的论点。中共可以用阴险的手段完全限制宗教自由:败坏基督教教育,全面控制教会,而无需关闭任何一个基督教教堂或学校。
上述专家的信息和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窗口,让我们了解中国打击宗教信仰自由的鲜为人知的新发展。在这些侵权行为发生的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宗教信仰团体受到进一步打压,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族和回族穆斯林、藏族和其他佛教徒、基督徒、犹太人等许多群体。正如我们2020年报告所观察到的,从上海企业高层中最有权势的党员,到偏远地区最贫困的农村牧民,在中国,没有人能够追随自己的良知和信仰而无所畏惧地生活。
“基督教中国化本质上是通过思想再教育来改造宗教。”
此外,数十名坚持和平抗议侵犯宗教信仰自由和其他人权的律师被取消律师资格、解雇、骚扰、驱逐,甚至受到监禁和酷刑折磨。其中包括2017年8月被强迫失踪的高智晟42 ,以及被指控犯有“颠覆罪”单独监禁近一年,在本文撰写时仍被羁押候审的常玮平43 。他们二人在拘留期间均遭受过酷刑。
“维权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很难维护,更何况当事人的权利呢?认真维护现有法律尊严反而受到迫害,难道要彻底颠覆现有法律体制才是出路吗?”
因此,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上述研究和案例。大规模任意拘留维吾尔人以及剥夺香港的权利和自由也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人权的持续攻击,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体现在对维权人士、律师、记者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持续打压,还体现在对普通公民寻求正义的声音进行暴力压制,例如腐败、土地掠夺和公共卫生丑闻的受害者。
这在上海正在发生。在撰写本报告时,这座城市正处于残酷的疫情封锁状态,当局丝毫不顾人的尊严。据报道,封控导致危重病人因无法就医而死亡,或在绝望中自尽。在这座关押着健康状况堪忧的基督徒律师、公民记者张展的城市里,其他勇敢地公开反对侵犯人权的维权人士仍在被拘留,被警察骚扰。
本报告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有限的几条建议。实际上,每一个寻求捍卫宗教信仰自由的人都有责任找到新的方式,支持中国宗教信仰自由被侵犯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反击共产党关于宗教自由的谎言,迫使当局结束对宗教信仰团体的打压。此外,国际社会必须始终如一,努力与流亡国外的宗教信仰自由捍卫者和宗教迫害受害者合作,倾听并支持他们,不论他们来自哪个宗教信仰团体。只有与他们一起努力,我们才能找到希望,让中国人人都拥有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这一天到来。
“每一时代、每一代人都有其时代的和一代人的绝望。同样,每一时代和每一代人也都有其时代的和一代人的希望。”
We believe no one should suffer discrimination, harassment or persecution because of their beliefs